我国首次成功预警破坏性地震 4.9级地震致7人伤

同时，只要人民自己需要某些权利，便随时可以通过立法自我赋予和自主地发展它们。

其次，在理性类型上走出了以成功为旨向的目的理性误区，采取以理解为旨向的交往理性进路，通过公共领域的沟通和商谈来实现公民的自我立法。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社会，道德和法律都受到了理性的洗礼，正像法律成为了理性的法律一样，道德也成为了理性的道德。

人权与主权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从未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有权启动国际刑事法院审判程序的可以是缔约国或联合国安理会，国际刑事法院也可以可自动启动审判程序。第五，基本权利体系是商谈的程序性条件。他认为，道德规范涉及的是适用于人际之间可普遍化的规则，属于"正义"问题，道德规范具有义务论性质，即人们所以遵守道德不仅仅是因为它对个人或集体有益，而是因为它"正确"，具有"应当"如此的绝对效力，例如人们相互尊重人格的规则就具有义务论的性质。它的基本预设是，秉具自由意志的个人能够基于理性而实现自立、自决和自主，能够通过个人的计算、选择和博弈，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由此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的所有个人可以实现共赢。

第四，这种基于商谈所产生的法律不再仅仅具有合法律性，而且具有合法性，这种合法性的基础不再是"形式"或"实质"，而是程序的合理性与论证理由的可接受性。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在人权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哈贝马斯与韦伯关于现代法律形式理性特点的观察虽然大致相同，但在对其评价的立场上却迥然有别。

就民意代表机构而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共和主义民主的明显色彩，它突出强调代表的广泛性和兼职性，希望通过代表把各行各业的体会及其所切身感受到的民意集中起来。所有这一切，都是中国当代民主和法治发展的重大课题。"实质"是指使用"法外标准"，如诉诸道德、宗教、政治或伦理的裁决。为此，中国作为世界的大国，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作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显然不应回避国际人权问题，而是应积极参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哈贝马斯认为，康德的"绝对命令"和洛克的"基本权利"概念都源于主-客进路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缺乏真实的普遍性基础。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社会，道德和法律都受到了理性的洗礼，正像法律成为了理性的法律一样，道德也成为了理性的道德。

政府为个人提供关照和分配机会的行为具有俯察众生的气质，带有家长式恩赐的意向，从而导致了政府对私人生活进行专断干预，并将所谓"正常行为方式"强加于个人。像在其他领域所做的一样，哈贝马斯在把不同的权利要素加以整合时，并不是简单将它们连缀和拼接起来，而是运用交往行为理论和商谈论作为整合的主线，把它们整合成为内在关联和相互构成的整体，从而通过整合而实现了对传统权利理论的超越。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如果想要在世界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就应在推动世界和平和人类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在这个方面，哈贝马斯的相关理论十分富有启发意义。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福利立法的实施导致了一个悖论，它的本意在于保障个人自由，但却侵犯了个人自由。

当然，这个过程无疑会充满艰辛曲折，但是哈贝马斯的所展示的方向却给人类带来了新的希望。显然，这种方案既明显区别于法律实证主义，又不同于自然法理论。所谓与道德保持一致，并非意指法律的所有内容都贯彻和体现道德，而是意指法律的内容与道德相容。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诉诸交往理性和商谈论民主的重构，可以从程序的进路重建法律的有效性，从而缓解法律的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同时又允许并维持两者之间的适当的动态张力。

当然，对于方兴未艾的公共领域一方面应加强法律的保护，同时应加以理性的引导，通过深化启蒙来激活发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激发公民的公共自主热情和积极性，培养公民进行理性商谈的能力和自律意识。法律实证主义认识到，在现代社会道德多元化背景下，重构法律的道德基础会面临无法逾越的困境，因而明智的姿态是应现实地面对法律与政治权力的相互构成关系或法律成为一个独立系统的事实，不再把道德作为法律的合法性基础。

二、公共自主与私人自主：互为前提的良性互动 私人自主也称私人自治，是指私人对于属于个人、家庭以及其他私域事务自我安排、自主决定和自由选择。一旦这个面纱被揭开，即法律赋予政治权力以合法性，而法律的合法性又源于制定它的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和法律就会面临合法性危机。

第二，国家出于导控社会和市场的需要，伴随政府干预机制和作用的强化，公法开始影响和渗透到市民社会中的私人事务中。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只有公民通过民主的自我立法途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法律的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紧张关系，由此法律才能在具有合法律性的同时，具有真正的合法性。在政府部门的权力配制方面，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虽然不乏分工机制，但是权力之间的制衡机制十分欠缺，而许多权力腐败的恶性案件都暴露出政治权力缺乏强有力的制衡机制。但是，与其他几项权利相比，他更看重第四项权利，这不是由于这项权利比其他权利地位更高，而是由于它是民主法治国中公民通过民主过程自我立法，进而不断赋予、改进和发展其他权利的根本途经，也是由于在自主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体制中，这项权利并没有或不可能得到实际的行使。他认为，道德规范涉及的是适用于人际之间可普遍化的规则，属于"正义"问题，道德规范具有义务论性质，即人们所以遵守道德不仅仅是因为它对个人或集体有益，而是因为它"正确"，具有"应当"如此的绝对效力，例如人们相互尊重人格的规则就具有义务论的性质。第三，福利法时代出现了"私法的实质化"趋向。

由此，行政机构不仅要应对当下问题，而且要面向未来发展。前者把权利留给了单个主体去理解或"充值"，而后者则把权利交给政府去界定和安排。

个人通过市场的博弈和机会选择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并承担选择的后果，接受命运的安排。第一，从概念上，道德开始退居生活世界，调整自然人之间的横向关系，而法律调整特定群体中个人之间、个人与团体之间以及团体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法律与道德也并非毫无关联，而是必须与道德保持一致。前者构成了合法之法得以产生的外在要件，后者构成了合法之法得以成立的"内核"。

氏族首领等社会权力的形成恰好满足了这种功能性需求，它使得神灵之法具有了事实性的约束力，不服从这种法律不仅会受到"神灵的惩罚"，而且会受到来自社会权力的现实制裁。因此，要确保人们遵守法律，除了诉诸强制之外，还必须使人们"出于对法律的尊重而遵守法律"。实际上，近年来中国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公共领域空间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它业已成为了民意的"蓄水池"，民权的"震荡棒"，民情的"传感器"、"共振板"以及社会危机的预警系统。当然，法律实证主义者在指出这一点时，只有奥斯丁最为直截了当，公开宣称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

"在一个多元社会中，这个问题尤其至关重要，在那里，整体的世界观和具有集体约束力的伦理业已解体，存续下来的后传统的道德良知不再能够替代那种曾经植根于宗教或形而上学的自然法。为此，哈贝马斯认为，走出这两种法范式误区的根本途经在于程序主义法范式。

因此，哈贝马斯认为，在"后民族结构"的国际格局中，我们如果采取的是世界公民的视角而不是国家公民的视角，古典国际法关于主权国家豁免权的概念就失去了意义。这样，社会正义等实质性的道德考量便进入了福利法范式。

就法律与政治的关系，奥斯丁的"命令说"代表了法律与政治密不可分的观点，哈特坚决反对这种"命令说"，认为"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的持续循环，足以构成一个相对独立于政治的自治系统。代表通常都是业绩显著者，他们工作十分繁忙，这种兼职性使他们无暇更多从全局的视野思考重大的立法问题。

人权是资产阶级概念，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把本阶级的权利打扮成普适的权利，掩盖其阶级压迫的本质，因而具有欺骗性。这里，常常引起疑问的是这样几个问题。六、法律与道德：一种新型关系模式 自然法学派和法律实证主义是现代西方法学中影响最大的两大流派，它们之间的差异虽然很多，但其中根本差异在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福利法的出场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形式法的缺陷，然而它导致了政府权力的扩张和膨胀，这转而限制和压缩了私人自主的空间。

笔者以为，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在面对现代化的挑战过程中，出现迷茫和经历曲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法治路径选择方面的争议也完全属于情理之中。重建法律道德基础的努力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但是无论是回归传统道德的尝试还是引进西方道德价值的努力抑或在阶级论基础上构建全新道德的实践，都未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但是这种代表制的问题是，代表人数众多不容易集中开会。他对这四项原则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具体阐释。

哈贝马斯的研究表明，只有实现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互为前提，才能使两者同时得到实现。哈贝马斯认为，上述弊端引起了改良主义的反思和实践的转向，由此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时期转向了福利国家时代，与此相应，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范式也发生了转变，即由形式法范式转向了福利法范式。